网络上的资料到底算公用还是私人的?删除与不删除之间又会否侵犯个人私隐或获取资讯自由?没错，说的就是这几个月来讨论得沸沸扬扬的「被遗忘权」(Right to be forgotten)。
自今年五月欧盟判Google败诉，欧洲民众可要求搜寻器删除不相干与过时的资料网页链结后，申请便排山倒海般涌来，欲将网络上尴尬、甚至对自己的不利的搜寻器链结屏蔽。先前独立媒体便製作了一段短片，深入浅出的介绍了被遗忘权的争端始末。当中的观点是不容置疑的：如果申请被遗忘的是大企业、国家高官，要求Google将网络上的丑闻链结删除，是否可视作侵犯了公众知情权呢?
或许「被遗忘权」的一切都要回溯到大数据时代的构成。早在2011年Viktor Mayer-Schönberger就出了一本着作Delete: The Virtue of Forgetting in the Digital Age (中译《删除：大数据取捨之道》)，讲述互联网时代记忆常态化的因素，及常态化后会带来的影响。
遗忘一直被奉为常态。无数事物小至约会时间地点，大至社会时事，如果没有媒介记录的话几乎成了必然淡出之事。但身处一切记忆数字化的大数据时代，譬如说，你在某某论坛发过一个贴子、为某网站写过一篇文章，你可以想像键入的这一堆数据，假如没有删除的话，会比你的生命更长，而你的子孙、甚至其他人的子孙，都能「了解」你的数据生命。高登起底组就是数据流通后所带来的较知名影响。只要你在互联网发表过任何个人资讯，哪怕只得一个email，起底组都不遗余力地将你上载过的资料公诸于世。其实只要有心，目标又上载得够多资讯，在这大数据时代，人人都可以是起底组。发出去的帖就像拨出去的水，有时想删除却删除不了。就像《删除》一书所述：记忆成了常态，遗忘成了例外。你在网络上所作的一切都有了痕迹，若果在极权政府监管资讯底下(中国出品的河蟹尤甚)，更成为了秋后算帐的根据。
在如此一个语境，整个网络世界某程度就成了边沁 (Jeremy Bentham) 和傅柯 (Michel Foucault) 所说「全景敞视监狱」的一个隐喻;此种监狱比一般的监狱明亮、开放，所有的囚室成一环形，对着中央监视塔，使得塔内的人能更清楚的监视罪犯的行为。而这种设计的的精髓在于，众人知道自己正在被监视，所以会自我审查自己的行为，服从权力的机制。套用在现今的网络世界，即表示网民开始留意自己的措辞，避免「不恰当」的发言载入伺服器中;亦因几乎所有信息都必需经过「超国家」的搜寻引擎如Google、Yahoo等才能抵达，故此这类机构随时可以藉由屏蔽链结而重塑、或是夺去我们的数据生命，成为新一代的Big Brother。我们除了行使「被遗忘权」，就无法对这种无了期的记忆作出任何想要的删除。
这种针对个人网络发言的推论倒也合理，但煺一万步来说，在互联网语境下，又如何界定公私?资讯流通/新闻自由和个人私隐之间的争辩其实一直存在，譬如早年杂誌狗仔队拍摄艺人私生活就被多番声讨;但在无形且无边的网络世界，又如何定义这是你的资料、抑或我的资料?上载到互联网上的其实是否成了大众的共同记忆?
撇开网络内容谁属的问题，如「被遗忘权」一旦立例，在与公众利益有关的高官、富人身上就成了一把双面刃：他们又会否无耻如梁特首，以「个人身份」申请「被遗忘」呢?作为大阿哥的搜寻引擎企业，又有何种守则应对这种权力的突袭?一切是如此不堪一击：只要作为坐拥全球隐私企业的Google丧失道德，全世界随即陷入无可挽回的恐慌。
“Who controls the past controls the future. Who controls the present controls the past.”
这是奥维尔《1984》中着名的一句。在大数据时代我们生产信息，但身为一普通人，我们却不能控制它被获取的途径或恰当性。在香港如此的不公制度下引入「被遗忘权」，无疑会增加大众搜寻权力机构恶行的成本;反之这些机构拥有人力物力，要获得「被遗忘」的资讯并非难事。当企业甚至政府能掌握控制资讯的方法，就不需如陈冠中《盛世》中将药物加进水中对人民洗脑;只需「被遗忘」网络上的延伸记忆，便是另一种形式的独裁。